当代新儒家及其志业
时间：二〇〇八年三月一日
地点：高雄崇义大楼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场演讲，是临时多出来的。自从一九九四年元月开始，我每个月都举办读经的师资研习，本来十几年来，所有师资研习都在台北，两年前基金会成立后，就想多扩大服务，于是北中南每个月轮一个地方，所以每隔三个月，我就会来南部一次。我听说，今天的听众大部份是读经的推广者，对读经理论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所以我今天就讲读经以外的题目，因此今天的讲题和平常不一样，今天讲「新儒家及其志业」。
别人看我——或是我自己勉励自己——是一个新儒家之徒。本来自古以来，有所谓「儒家之徒」，现在加一个「新」字──「新儒家之徒」。我是不是能够当新儒家的门徒，我不敢自居，我只是努力，看看能不能跟着新儒家，做一个新儒家的追随者。什么叫作「新儒家」？今天的演讲首先要解释一下「新儒家」这一辞的意义，从这说明中，了解新儒家的特色，再进一步说明新儒家的志业所在。
我勉励自己成为新儒家之徒，而且我也希望大家都成为新儒家之徒，为什么呢？在还没做解释之前，我有一个思考的方法，需要介绍给各位：我们面对问题，大概有两种思考模式。有一种是比较容易的，大家常在用的；有一种是比较不容易的，也是一般人不常用的。对于特别的事，我们要用特别的模式去思考，就是要用不常用的那个模式，才能够把问题想清楚。世间的道理，说少不少，说多也不多，总起来也只不过两个类型，只要我们思考问题的模式走对了路，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有些一般人认为很难解决的问题，往往是因为他思考的模式没有选对而已，所以一个人同时具备两种思考模式以随时运用，是很必要的。
「平列的」和「纵贯的」思考模式
哪两种思考模式呢？第一种是平列的，是「并立式」的，也可以说是「横剖面」的思考模式。什么意思？就是当面对一些不同的观念，不同内容的东西，我们把它们看成是并列的，就是一样、两样、三样、四样，我们一般人常说的「多元化」，可能都是这样思考的。这样在我们眼前，左边有一类学问，中间有另一类学问，右边又有另一类学问，有好几种学问，可以摆开来。譬如谈教育，我们说学生的个性和才华是多元的，我们要尊重个别性，顺着这些个别差异，培养多元的人才，所以要有多元化的教育。现代美国迦德纳（Gardner）教授确实地指出人类有所谓七种智慧或八种智慧，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有七种课程、八种课程，来应对学生的各种智慧。我就请问各位，你对这所谓的多元化，这人类的多种智慧，还有世间的多种学问说法，你是怎么看的？又，譬如东、西方的学问，你怎么看？是不是东方文化一边，西方文化一边？
迦德纳教授所谓的多元智慧，有语文、数理、音乐、美术、体能、自我反省、与人相处等七种，后来，他又加上一种观察自然，总共八种。像这样几种智慧，请问你是怎么看的，是不是横列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是这样平面的思考，我们把它归为「平列的思考模式」。但除了这样排列之外，我们是不是可以由下而上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如果是这种层次性升进的思考，我们就归入另一种模式，叫作「纵贯的思考模式」。原则上，我们面对问题讨论问题时，应该采用相应的思考模式，才能够使问题与答案各得其所、各正其性。假如我们头脑里面只有单一的一种，那么，不管人生问题是平列的关系、抑或纵贯的关系，你就只能用唯一的一种思考模式去思考。如果你只有平列的思考，而它刚好是平列的，你的思考就可能是相应的；但它如果是纵贯的关系，你却用平列的方法去看它，那就不相应，你就不能够确实地处理这些问题。
刚才我说人类至少应该拥有这两种思考模式：「平列的」和「纵贯的」。但一般人往往只具备一种比较简单的、比较常见的、大家常用的，你猜是「平列的」还是「纵贯的」？是的，是「平列的」。因为「平列的」比较简单，「纵贯的」比较难。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我既可以平列又可以纵贯。面对着多种的学问或多种的理论，应该用平列式的思考就用平列的，应该用纵贯的就用纵贯的，运用自如。如果没有建立好这两种思考模式，只用一般人常用的「平列的」思考模式，遇到纵贯的事件，你就会把高的看成低的，这往往会产生「狗眼看人低」的效果。
以上，我先提出两种思考模式，因为你如果仔细听，在我的演讲中，随时都在运用这两种模式。现在回头讲新儒家，要了解「新儒家」，首先要了解「儒家」。讲到儒家，就先要讲到「经典」，你了解了「经典」，就比较能够了解「儒家」，乃至「新儒家」。
什么叫作「经典」，我就想要用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的观念来说明。「经史子集」号称「四库」，中国图书的总集称为「四库全书」。我们提到「四库」，要联想到另外有一个民族的学问，叫作「三藏」，三藏就是「经、律、论」。「经律论」是佛教书籍的分类，「经史子集」四库是中国书籍的分类。书籍的分类，就代表学问的分类。请大家注意一下，佛教的书籍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都是宝藏，所以叫作「三藏」，这三藏的排列是「经、律、论」；我们中国的学问分成四库，用四个仓库收藏起来，也是四个宝藏，四库的排列是「经、史、子、集」。我刚才口气比较强调的是哪一个字？「经」！经刚好都排在第一位。
要知道，这不是偶然的、随意的「刚好」，而是不谋而合。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学问的人、有理性的人、有智慧的人，所见自然略同。也就是说，这是真理的所在，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见解。所有有智慧的人来安排这些书籍，次序大体都是这样的，「经」一定是在首位。佛教的书籍里，凡佛所说的记录，叫作「经」；佛说了以后，或者当下有人听闻了佛的说法，或者经过了几十、几百年，有人读了记载佛语的书，有自己的心得，并发挥佛理教导众生，这些人通称为菩萨，这种菩萨发表他的心得和解说，叫作「论」。佛说为经，菩萨造为论，这种分别是不能乱的。而「律」也是重要的东西，是佛教团体的法律，叫作戒律，戒律的重要性，还在菩萨的论述之上，所以佛典的排序是「经、律、论」。
经、史、子、集
而中国的典籍这么多，请问，哪一本可以称为「经」？普通常说四书五经、十三经。什么叫作「经」？为什么称它们为「经」？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说：凡是跟孔子有关的书叫作「经」。何以如此？刚才说，在印度，佛所说叫作经，在中国，凡是经过孔子的编辑、经过孔子的解释、或者孔子的手笔，孔子拿来做教材的，这些书，后来都叫经。自孔子以后，依循孔子的经，而作注解、讨论、补充的，也就是令经书可以更好流传的书，叫「传」。传，就是转述、传述「经义」的书——有的传转述得很好，到后来也被尊奉为「经」。所以，本来的经有六种，号称六经，西汉设经学博士时，《乐》已失传，只有五经——《易经》、《尚书》、《诗经》、《仪礼》和《春秋左传》。其中《左传》虽然是传，因为把春秋解得好，当作经看；西汉时，加上《论语》、《孝经》，号称七经。到了唐朝，讲春秋的《穀梁传》、《公羊传》，讲礼的《周礼》、《礼记》，和解经的工具书《尔雅》也成为经，就有十二经。到了宋朝，也把《孟子》升格为经，总共有十三经。为什么后来的一些书也被称为经呢？因为它很贴切于道、很贴近孔子的学问，也就是说，他很贴近圣人的心灵，所以本来是「传」或「记」，后来也升格为「经」。
再说「子」。什么叫「子」？我们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称之为子。「子」就是「先生」，「先生」本义是「年长的人」，这里指教学的人。敎学的人，大体年龄都比学生长些，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生命有高度的成就；是高度的思想家、高度的思想者，才能成为有高度的老师，才能流传后世，才能在历史上留名，而称为「诸子」。不是一般曾做过老师的都可以称为子，如果只要他做过老师教过学生的都可以叫「子」，像我，我也成为子了，是什么子？对啦，我是「王子」！但你们如果称我为「王子」，会成为笑话，因为历史是不承认的，我没有那么高的学问啊。所以在历史上被公认成为一个「子」，也不简单，都是高度的思想家。
此外，我们一说「诸子」，往往还会接着说「百家」。什么叫作「家」？家就是一个家族。古时大夫称家、诸侯称国，天子称天下。「家」本是一个家庭，引申为一个家族，是传宗接代的意思。在贵族政治的制度中，凡是大夫以上，都有封地，其爵禄位可以世袭，父传子、子传孙，好像一个「家族」一样。所谓「诸子百家」，这个「诸子」的「子」，指的是一个个人，而这个「子」所传授的学问高明，一代传一代，俨然像一个家族，就称为「家」了。先秦传下来的学问，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这个「家」的意思就是一个学问的家族，也就是一门学问的传统，有许多学问传统，所以说「百家」。百家是由一个思想者所传下来，于是百家之学，就称为「子」学。他们的书，称为「子书」。
至于「史」，是关于历史之书；「集」是经子史之外，个人的文集或经过汇编的总集，义理辞章考据都有，但毕竟文学类为多。「经」跟「子」本都属于思想性的学问，性质是相近的，但为何还要分为两类呢？刚才讲佛所说称为经、菩萨所造称为论，经跟论不同。那么经跟论的不同，请问它是平列的不同，还是上下的不同？是的，就如同宪法跟法律的不同，它是上下的不同。同样的情况，刚才我们讲了诸子百家，诸子可以包含我们所常讲到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学问都流传至于后世。孔子、孟子，我们现在称为儒家；老子、庄子称为道家；韩非子我们称为法家；墨子我们称为墨家……假如诸子就是很多的思想者，请问「诸子」的意思是横列的还是纵贯的？没错，是横列的。但是，假如依照惯例，《论语》这本书应该叫作《孔子》；因为老子的书叫作《老子》；庄子的书叫作《庄子》；孟子的书叫作《孟子》……我们刚才说诸子是平列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论语》和《孟子》——孔子和孟子两个人的书可以当成经，而《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永远是子。
本来，唐朝的皇帝、王公贵族往往信奉道家，因为听说老子姓李，唐朝的皇帝也姓李——李渊，李世民认祖归宗。他们非常尊崇道家、虔信道教，所以那时候极力地推崇老、庄之学：《老子》一书被称为《道德经》，《庄子》一书被称为《南华真经》。他们升格了。但这种推崇并没有成功。一般人或许知道《道德经》是《老子》，但《南华真经》是《庄子》就不太有人晓得了。而在正式场合，譬如在学术界、在大学或研究所开课，从来没有一门课叫作「道德经」或「南华真经」的，只有开的「老子」课、「庄子」课。从古到今，为什么读书人要区分经和子的不同？其中就有思考模式的问题。当说「诸子」的时候，孔子、孟子和诸子是平列的，当说「经」、「子」的时候，经和子的关系就是纵贯的了，孔子和孟子就被推上一层，和诸子不平列。请注意这个问题！
经典与圣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读书人都有纵贯的头脑，不管任何朝代，都是以「经」为首要，都是推尊孔孟，至少推尊孔子。就是道家老庄思想发达的魏晋时代，也没有人敢将老庄放在孔子之上。比如说，《世说新语》记载斐徽问弼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王弼曾经注解《老子》，当然是老子专家，所以斐徽有一次问他：老子所说的「无」，真是万物的本源，是人生很高的境界。但圣人不肯说「无」，而老子一直说个不停，是为什么啊？各位，这里所说的圣人，是指孔子而言，那时，圣人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即使道家之徒也称孔子为「圣人」。我们读过《论语》、读过《老子》，你或许心中也曾有这个疑问，是啊，无的作用这么大，境界这么高，为什么孔子没有强调呢？假如你心中不曾有这种疑问，可能你读书的功力还不够，没有体会到那学问「玄远」的意境。但假如你曾起了这疑问，而后来已经解答了，那我就恭喜你，你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看王弼怎么回答，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王弼不是魏晋时代的名士吗？他们那个时代不是谈三玄吗？他们特别喜欢谈《老子》、《庄子》、《易经》这三本书，其实就是谈境界问题，形而上问题。这个谈玄的时代，不是最推崇老子庄子吗？但有人问：老子一直讲，孔子并没有常讲，是什么原因？王弼回答说：「无」是最高境界没错，但「圣人体无」，孔子是整个生命在「无」里面，他体贴了「无」，从自己的生命中表现出「无」；但「无又不可以训」，无是不能讲的，无是要做出来的，不是拿来嘴巴说的，而且无既然是超越的境界，也不能用语言表达，所以圣人不讲；「老子是有者也」，老子的境界还没有到「无」，老子还在「有」里面，「故恒言其所不足」，所以他天天讲，天天讲就代表他不够，不够才要拼命讲。纵使是魏晋时代这么推崇道家的时代，这些真正有智慧的人，都还知道儒家跟道家不同，他们的不同不是「并列」的不同，而是「上下」的不同。到了宋明理学，那就更不用说了，——宋明理学继承儒家的精神而表现，西方人为了研究方便，为宋明儒取了个名字，叫作「新儒家」。宋明理学家号称「新儒家」的意思，是它有「新」意，它不同于先秦儒家，因为它吸收了佛教以及道教，他受过佛家跟道家的刺激，有一些新的发展。本质还是儒家，而有新的发展，所以叫新儒家，新儒家当然还是儒家。既然是儒家，那推崇儒家，乃至贬低道家，他们看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学问，是上下地看，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几千年来，每一个读书人都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一方面知道诸子百家，一方面知道诸子百家有层次。这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很可贵的「辨别力」，它维持住人间的「价值感」。这种能力，大概到中华民国的开国，就消失了。从五四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丧失了这一种智慧，也就丧失了这一种分辨的能力。有些人说：「我喜欢老子！」你可以喜欢老子，但是他说：「我觉得老子比孔子伟大！」我就可以判断你的智慧并不高！你不服气，我虽然不能说服你，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说服你：你认为你很聪明、你认为你很有学问、你能言善道、你有批判精神、你不受古人欺骗……那我就问你：「两千多年来的这些读书人，哪一个人聪明不如你？哪一个人学问不如你？哪一个人能言善道不如你？哪一个人怀疑批判精神不如你？」你不要认为你自己聪明、不要认为现在是现代化就可以随便乱说。学问有没有，只有有学问的人能够看出来，你不可以骗人的，骗人就是骗自己！只有从五四以来的中国人才会那么愚昧，愚昧到现在！所以，假如有人提到儒家，你没有振奋起来，你就是一个没智慧的人，因为你就不懂什么叫儒家嘛！就好像你信佛，提到释迦牟尼，你没有精神一振，那你信什么佛教？所以，我们先分清楚经史子集的地位，用这个来对照，让我们先了解儒家地位的特殊：只有儒家的智慧，或是，只有完满的儒家智慧的人，才可以称为圣人，其他人不足以称为圣人！所以「圣人」这一个名号，不是随便说的，也不是容易得到的，不是谁给了就有的，孔子不敢说自己是圣人，他一直表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所以，圣人不居圣，不自居为圣人，如此才能称圣人。
什么是儒家
了解「经」的意义、了解「圣人」的意义，那么我们再来讲，什么叫儒家呢？我们说诸子百家，儒家固然是家，因为他一直在传授，其他家也一直在传授，像道家也有传授，但有些家就传得七零八落。只有某些家才传得久远，久的意思是时间上很久，远的意思是空间上很广，叫作「久远」。一门学问成个家，本就不容易，而这个家要能够流传久远，更不容易。传个一代两代或许还可以，但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谁还去管它呢？智慧与学问能够流传，不是靠哪一个人的力量，不是靠任何政治、经济的力量，而是靠一种特别的力量——人性。有人对人性的了解越深、领悟得越透澈，就能够解答人生越内在越核心的问题，这样就越能够感动人！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人，一定有这样的人性，有这类的问题要解决。所以，能够深切地见到人性之本然；而能够开发人性之本然，或者我们这样说，能够深切地看到人性之苦恼，而能够指引人生走出迷茫的道路，它就可以流传越久远。这样，它教导了许多的人、影响了长久的时代，这种学问就成为一种「教」。影响深远、广大，这种「教」便可叫作「大教」。纵使有起伏——有些时代，人心淳厚人才鼎盛，大教便弘扬得大；有些时代，智慧低落、人心涣散，不能了解大教的深度意义，虽然本是大教，也似乎没落了——虽然有这样的起伏，但是它绝不断绝，历久弥新，这样子的大教，就是永恒的教。所以一个教之流传，不是靠有人传教。佛教的流传，最主要的不是靠和尚；儒教的流传——我们方便叫儒教，此教不是宗教的教，是教化的教——儒教的流传最主要的也不是靠一些秀才、儒者；基督教流传也不一定要靠牧师，基督教流传靠谁？靠基督本人的生命！靠他的教化、他的登山宝训。他碰触到人类最深层的一种罪恶——原罪，它能够解除你的罪恶，只要你顺服、只要你祈祷，这样就给人很大的安慰。一般人都是很需要安慰的，只要你需要安慰，他就对你有效！所以，只要人类不能免于被安慰、人类不能免于恐惧，基督教一定流传；只要你不能免于苦恼，佛教一定流传；只要你有良心在，儒家一定流传。
这种流传，既然是出自人性的本然，所以我们如果看到有这教流传广大久远，就要注意了！注意它为什么会这样。当你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就很可能因此而悟入自己的心性，所以，一个人想要觉醒自己、开发自己，最好的途径是用这些经教开发自己，因为它是人性的表露。以智慧来读书的人，可以由此深入到人性的深处、体会到人性的本然。这个本然，借用佛家的话讲——来自于诸佛，而诸佛同一佛。而且真俗不二，诸佛是觉者，觉什么呢？觉人性，诸佛的心灵往上讲，通于广大高远的境界，往下讲，通于任何人的心性，所谓众生皆有佛性，如果有人不如此自信，不如此觉悟，就代表他辜负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个教导对众生都有效，于是它就流传久远。这是所有大教之所以为大的特色，儒家之教，更是如此，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仁者，他必须实践，凭什么实践？是凭被老师教导、被父母要求吗？儒家说：「不是！」是凭着你内心的深度愿望！仁在哪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仁在你心里的什么地方？很深的地方。既然那么深，我怎么能够知道呢？孔子说，虽然很深，但是，你想要的时候，它就来了。为什么想要的时候它就来了呢？因为它本来就在那里啊！否则，怎么可能一要就来呢？孟子讲得更清楚，孟子提出了「本心」和「良知」的观念，这个心就是你的本心，这个知就是你的良知。良者，善也，也可以解释成长也、深也，如长久，说成良久，深夜说成良夜。良知是知善的知，是永远知道、随时知道的知。因为那是永远的随时可以自己省觉的知。假如你说：「我没有那种知！」那是你自己对不起自己。所以一个人想要开发他内在生命的质量，想要成为一个活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人，他接触到这种学问的时候，立刻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这是我自己的生命，不是圣人的生命，于是圣人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陆象山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这样的心同理同，并不是只有圣人才如此，当年陆象山兄弟和朱熹鹅湖之会时，象山的兄长陆九龄作诗说：「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说良知是圣圣相传的心法，但陆象山以为这样说还不稳妥，于是自己作诗说：「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意思是这样随时感应的良知，是从古以来任何人都有的，未曾有一点消磨。所以，只要你体贴到，原来不只是作《易经》的人可以自强不息，如果你体会到自己的真生命，便会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原来是活泼的，原来是向往于光明的，也就会有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力；不只孔子的生命是一片悦乐，如果你体会到自己的真生命，你也会「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跟朋友来往，也会「不亦乐乎！」而任何待人处事，都视为自己份内的事，你也会「人不知而不愠」。你将体会到自己原来就是个君子！
当你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整个生命是开展的，这叫作「君子坦荡荡」，这时候是愉快的。孔子用三个词语来表现：一个是「悦」、一个是「乐」、一个是「不愠」。「不愠」就是没有郁闷，连郁闷都没有，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忧愁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得所谓的「忧郁症」，那不是生命原来的样子啊，他生命没长进，他辜负了自己，真是活该啊！当然这也是我们教育所要努力的——要把人性指点出来，把人性启发出来。但如何启发呢？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原来一个人心灵的本质是可以愤悱的，只要我们不破坏它，它是会要求上进的，而圣人只不过是来点醒一下，让那生命的力量能如实地迸发出来。
诸子出于儒家
如果能够这样了解自己的生命，你就知道为什么圣人之教会流传那么久远、为什么儒家的教导被称为经典了。其他的诸子、其他的百家，它对人性的了解没有这么深刻，它对人的问题，没有解决得这么彻底……你说法家吧！法家对人性有多少了解？它解决人生什么问题？它当然有用，但是它这个用是没有根的、没有源头的，它只有在社会上、在现实的社会上用。它不能够让一个人，跟自己的生命直接照面，它没有生命内在本质的发挥，百姓只是耕战的工具，有如蚂蚁的存在，所以最后不能安定人心，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墨家也做不到这点，所以孟子要批评墨家。有人说，孟子批评墨家，批评得太严格了，这是你没有孟子的智慧。所以我们读书要小心，不要随便发议论。有些时候，古人传下来的议论是定论。你不要说，「为什么我要听古人的？他们有他们的定论，我们现在有现在的看法……」你不可以随便有看法的！因为，只要那个定论是从人性出发的，只要你是人，你也应该这样看。它就不是主观的意见，而是客观的定论，那种客观的定论，是永远的定。所以，不是有一批人故意要推崇孟子，然后把孟子捧上天、替孟子打圆场。我们不要这样轻看古人！
从此我们可以顺便讨论一个学术史的问题：有人以为，因为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把百家罢黜了，让儒家唯我独尊。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读书人就信奉了儒家、以儒家为标准、中了儒家的毒……你不要那么小气——如果用骂人的话说：你不要那么「狗眼看人低」。为什么董仲舒要那样做？董仲舒也是个大学者啊，他的所作所为，或许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批评的。进一步说，难道就像一般人所道听涂说的，是董仲舒建议汉武帝采取「政治手段」打倒百家？把百家「扫地出门」？不是的！所谓的「罢黜百家」是「不立百家博士」，就是朝廷里不供给百家的研究费，等于我们的中央研究院没有百家的研究机构，而只设儒家的研究机构。并不是把百家的书都烧了，也不是把研究百家的人都抓起来，只是政府不提倡罢了。民众还是可以学习啊，政府并不禁止，但是政府不提倡，只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政府不提倡？我们要想一想，是因为政府只提倡儒家，所以儒家才这样风光？还是本来儒家就值得提倡？这个因果关系要先弄清楚才好。
此外，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议题，说，儒家纵使被独尊了，它也不会排斥百家。刚才我们说，假如我们认识到儒家的特质，会知道儒家为什么会流传广大，我们应该从它对于人性的开发这一点来思考，如果儒家对人性确实有根源的认识、根源的提醒，你就不要去怪古人为什么要把孔子尊崇为圣人，把儒家的书尊为经典了。如果我们了解了所谓圣人之道，就不会只盯着外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象去议论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儒家」这一家的特色是：它没有自己的家。诸子百家都有它的家，儒家没有家。没有家不是什么都不是，成为游魂，反而它什么都是！它以天地为家、以人性为家。天地之道在哪里，儒家就寄托在哪里；人类的本性在哪里，儒家就寄托在哪里。所以道家好把握、道家好了解，因为道家就讲他那一套，墨家好了解、阴阳家好了解、法家也好了解，其他家都好了解，因为他们各有固定的一套……只有儒家不好了解，因为儒家没有一套，所以叫作「中庸」——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儒家是完满的，内圣外王全部都在。而全部都在也不是混乱的、泛滥的，它有一个根源，根源在哪里？根源于人性。所以它有本有源，本可以长出各方的枝叶，源可以分成各支的流派。儒家既是整全的学问，则儒家可以涵盖世间百家的学问。我常用一句话来说儒家的心量：凡是天下有理性的学问都是我要尊重的；凡是人性所必须拥有的价值都是我要追求的，只不过有本有末、有内有外、有轻有重，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百家各有其理，各有其用，为什么要排斥呢？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原来天下只有一家，叫作「儒家」。而儒家的学问包含百家，任何一家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你开发了某一面向某一层次的人性，儒家都给予承认——在它的范围内给予承认，但是不容许泛滥而超出它应有的范围——所谓「某一面向」，是横列的问题，问它在东边还是西边；所谓「某一层次」，是高度的问题，问它发展的高不高。不论是东是西，是高是下，都各有其理，既然各有其理，都各有其用。作为一个儒者，对所有学问理当一五一十地对之恰当地认识、给予恰当的安排，让天下所有学问都各安其位、各正其性、各得其所，这样子的心量就是儒家的心量。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又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固执、没有成见，该怎么看就怎么看。这是了不起的生命！
一元涵盖多元
现代人喜欢说多元，但多元不只是横列的，有时候可以是纵贯的，当纵贯看的时候，那最高的位次，就涵盖了笼罩了较低位次的内容，所以这里就有「一元」的出现。而这个一元，包含了多元。一般只知道有横列的多元，往往不知道纵贯的一元，更难知道一元是涵盖多元的。儒家就是有一、有多，一多兼备的学问。「一」在里面，「多」在外面；或，「一」在上层，「多」在下层。假如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人类的学问，你便有大心量，就代表你有儒家的精神。而假如你没有这种思考，没有这种心量，就代表你对自己的生命没有负起责任，你的心量不够大。心量狭小的人叫作小人，「小人」不一定是指做坏事的人，而是心量不能打开的人。请问我们要做一个君子还是做一个小人呢？很好，要做一个君子。做君子，就要打开心量。先秦的孔子、孟子再加上荀子，他们都有这种心量，「内圣外王」这是最简单的讲法。而儒家这种内圣外王，刚才讲过，内圣是内敛的理想，外王就是将那展开在整个现实世界中，内外都是无穷无尽的，尤其外王的学问和事业是要随着时代而变的，有人说先秦的时候，世界并没有那么复杂，现在时代不同了，所以儒家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又是从表面上来看学问了，他没有从根源上来看学问！所谓「为有源头活水来」，儒家有一个从心性而发的、对内在光明的自我体证、向往，有这种态度、这种人生的理想，这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活泼——程明道所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活泼泼地」，这个活泼的生命可以面对所有的问题——在所有的时代，而有新的处理模式。这一颗光明的心永远在。现实的事情一定是多变的，而道理是可以不变的，广大光明的心是可以不变的。有些人说读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有什么用？这种人是不会读书的，他把书读死了，他只认得表面上的意思，执着在那事件上，古人叫作「死于句下」。事情过了，道理不一定过，人性是一样的，只是事情不一样，而所有的人间事都是人性的表现，所有多元的学问都是人性一元的表现。老实说，人间只有一门学问。
所以，不管先秦儒家讲了多少内容，留下来多少书，他只要把这个本源点明给我们，他就足以成为大教——广大而永远的教。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汉朝时传进佛教，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渐渐兴盛……为什么佛教会在中国兴盛？这不只是历史的偶然事实而已，我们必须探讨到人性的理由，什么意思？印度的学问传到中国，这个学问是有价值的、合乎理性的，它是真理。而这一方面的真理，中国以前的人并没有讲，「非圣人之道」，请问中国人要怎么办？你如果是当时的读书人，你该怎么办？告诉各位，面对这个问题，很简单！《论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教导我们了！所以，人生只要把《论语》第一章第一句话读好，就永远没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知道《论语》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这个国家民族也没问题！因为它是永远的开放、永远的创新。什么是「学而时习之」？学，学什么？凡是人类理性的成就，都要学！所以孔子没有说：「你只能学我、你只能拜我为师……」孔子从不讲这个话！孔子说：「见贤思齐。」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而自我开扩自我长进，是我们人类自己内在本性之所要求的，这内在的本性有无限的潜能，有无限的光辉，一个人要日新又新地长进，才能满足自己，才有悦乐可言。凡是接受儒家教导的人都好学，而这好学，不是随便学，是学道理，有道理才学，没道理不必学，甚至要转换。
儒家的「下学」与「上达」
而佛教有没有道理？我们中国人认为有道理，虽然他的道理跟我们儒家不一样，但是他有道理，我就要学。所以许多中国读书人去学佛教、甚至对佛教有很精深的了悟，开宗做祖。反过来说，真正的对佛教有深度了悟的人，从来不批评儒家。近代以来，有一些和尚肆意批评孔子，那是他们对不起自己的祖师、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诸佛菩萨。佛菩萨不会这个样子！所以有些人说：「一切和尚都是释迦的罪人。」大家不要以为我在骂和尚，因为也可以这样说：「一切神父牧师都是耶稣的罪人」、「一切秀才都是孔子的罪人」。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教主的心量和智慧的广大深远，他们把自己的教讲得小里小气了，他们以为把别的教贬低了打倒了，就是在弘扬自己的教。其实，刚好相反，他那样做，首先违反了人性，他还能代表智慧、还能传播智慧吗？我看只是扰乱世间，成个罪人而已！所以，当时的中国学者，从小首先读儒家的书，后来兼读道家的书，再后来有机会又读佛家的书，经过了五六百年，终于把佛教吸收进来。中国的学问本来是儒家为主、道家为辅，诸子百家在外围，现在再加上佛家，中国读书人并没有把佛家摆在外围，而是把它摆在核心，跟儒家道家并列为「儒、释、道」三家，所以一提到中国文化，便是以儒释道为主流，佛家的地位还在道家之上。自己民族的诸子百家，不在主流之内，而外来的佛学却在内，这是什么意思？这代表中华民族的理性，中华民族的大方，由于中华民族有这样的心量和气度，使他成为一个大的民族。所以，中国古人为我们打下这个江山，他们用心灵的力量永远护祐着这个民族的子孙！现代的一些知识份子知道这种道理吗？我们有像古人这样的本事吗？我们面对古人，还能批评什么呢？还在抱怨什么呢？从此我们要认清中华民族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是谁给的？不是老子庄子给的，是孔子孟子给的！光这一点我们就要敬佩圣人，因为再也没有一个人教我们要这样学习，没有一个人教我们要这样开拓生命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这样开拓，不这样开拓，就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先、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天地。
吸收了佛教，从此，中国文化就更加丰富，并且提醒了中国儒者，使他们也用心来建构儒家的心性论和形而上学。先秦儒家当然有心性论，有形而上学，但是并没有多讲，因为儒家重实践，人生实践的主题不在那里；道家一开口就讲形而上学，老子的书，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是形而上的兴趣；而儒家一开头是什么？「学而时习之」，老掉牙了。接下来，怎么改过迁善，这似乎是幼儿园的教导……不过，孔子说「下学而上达」，古人的批注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德啊。所以，不要小看儒家、不要认为儒家只是粗茶澹饭。下学而上达，其实，工夫做到极处，「下学」即是「上达」，粗茶澹饭就是天道。但是，毕竟在文献上篇幅并不多，也没有系统的理论，相对来说，佛家的心性论和形而上学，更是连篇累牍说了很多，而且有相当完整的体系。原始的儒家有没有这一套呢？只要读读经典，便可发现，当然有啊，譬如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中庸》表示得更清楚，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等等。中国古人有心性和形而上的体会和论述啊！为什么说没有？只是篇幅不多，不成严整的体系，但吉光片羽，便足以显露其洞见，后人可以由此确立其特性，依循这个思路，进而窥探其内涵，也不难讲出一整套。这一整套，在文句表达上，或许是古人所未有，但其义理乃是古人所涵摄，多说少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有人看到宋明儒多讨论了心性，多讲了形而上的话，就说什么阳儒阴释，表面上是儒家，骨子里是佛家。这些人啊，或许读书读不通，或许不曾读书，道听涂说，跟着乱讲。为什么讲无为，讲玄妙，就是道家？讲圆满、讲圆融，就是佛家？难道儒家境界就只能卑下吗？尚书说「无有作好」、「无有作恶」，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不是无为的工夫吗？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大而化，圣而神，神而不可知，当然是「无」的境界，也可以说是「空」的境界啊！《易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为什么儒家以其道德的学说，就不能说真俗不二，不能说圆满圆融呢？所以，不是什么阳儒而阴释，儒家就是儒家！要从内容上来看，不是从形式上看。从本质上看，是看它的根据，看它的路数，而不是看他讲了多少话，甚至也不是看他用了哪些概念。若从形式上看，形式是「共法」，大家都可以用的。譬如讲「真俗不二」，凡是超越与现实两面俱备，都可以算是真俗不二，只不过，真与俗的内容意义不一样罢了。宋明儒者从一开始讲的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讲到两界不二的境界，依然还是道德的境界。那些说宋明儒是阳儒阴释的人，就是以形式来看学问，而没有以内容来看学问。请问，看一门学问是要着重它的形式、还是看它的内容？假如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不会这样糊涂，就不会再说宋明儒是阳儒阴释了。宋明儒者，是继承先秦儒家继续地往前发展，发展出心性论和形而上学，让儒家的成德之教，坦然明白，确然不拔，后世有所遵循，不致异化，这是很大的成就！
顺着儒家的见解，从本到末，立基于人性，而到达高明完满的地步。这样就可以是一个教，而且是一个大教。有的「教」是以宗教方式表现，像基督教就完全以宗教方式表现；佛教，有的宗派以宗教方式表现，有的宗派不以宗教方式表现；道家跟儒家纵使也有超越意识和宗教情怀，但却不以宗教的型态表现。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只有以宗教表现的才有教化功能，或说才是真正的高明，你千万不要这样看，有些时候反而要倒过来看：不以宗教形式表现的，才是了无遗憾，才是真的大教。从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更加认识儒家的特质。儒家的特质就是完全的理性，根于内在。从本心开出去，涵摄所有理性的成就，面对现实所有的问题，给予恰当的安排和解决。于是儒家就是一个永恒的学问、不死的学问。纵使有时隐晦了，但人生不死，儒家是随时要复兴的！
当代文化问题
在我们所处的当代——「当代」大约从民国初年开始，直到目前——当代我们又面对很大的人生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文化跟西洋学问冲突的问题。近一百年来我们遇到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一样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但是我们要马上再问：这个不一样的文化，有没有价值？有。不过很少人去问「有多少价值」，因为这是比较深、比较难的问题。现在我们先不讨论这一层问题，我们先问：「有没有价值？」有，有价值。而只请问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有价值的学问？你说怎么办？不错！就是学习。古人已经替我们做了一个典范，这个典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难得的典范！很少民族能够像中华民族这样把另外一个民族的高度智慧吸收进来，而且吸收得非常深广——广度很广、深度很深——印度人有佛经，读佛经，中国人翻译了佛经，也读佛经，印度人可以修证悟道，中国人也可以修证悟道；乃至于印度人不信佛教了，中国人还一直信，信到现在两千多年。不为别的，就因为佛教是智慧，既然是智慧，那就不只是印度人私有的，乃是全人类共有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啊！我们是这样爱惜人类的智慧！
很不幸的是，在当代，我们遇到另一支有价值的学问，至于它是不是可以称为智慧，我们先不管，至少是有价值的。对有价值的学问应当怎么办？刚才说了，效法古人「学而时习之」——学！请问怎么学？古人怎么学佛教的？从根本处学起，从心性学起。佛教大讲心性，而中国古人，不管是儒家、道家，也都讲心性，所以很方便地从心性学起。西方的学问，他们的心性在一神教，不过，一神教重点在启示和祈祷，不在心性，其心性讲得当然不够透彻，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所在。西方学问的长处，不是他们的宗教，乃在于科学与民主。那么一个有智慧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学西方那一套学问呢？其实，学问是有本末的，我们应该从人性的根源上来看学问，看看西方学问是根于人性的哪一层次哪一面向，然后反问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一层次这一面向的根源？这是不言而喻的，人性同然，不管西方的学问是立根于人性的哪一层次哪一面向，中国人也一定有。因为西方人是人，我们也是人，因此我们不必紧张、害怕、恐惧，更不必眼红崇拜，我们应该知道那些学问都出于「人性」。如果一个民族从来没有从这一层次这一面向去开发人性，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一方面的能力。但是，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并没有这样想，尤其自从五四以来，被西方文化冲昏了头了，五四那辈名流的思考是，第一点：西方文化有价值。这一点我们都承认，没有人说西方文化没价值，民主科学有价值、有很高的价值。第二点：有价值的学问我们应该学。这一点，我们也承认，对有价值的学问，应当学。但是，第三点：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是不同的，凡是不同的学问一定是冲突的，一定是水火不容的，一定要你死我活的。既然西方学问是有价值的，而且有很高价值的，我们要学西方文化，那就一定要打倒中国文化才能够学！这是他们的结论。而既然打倒了自己的文化，让整个民族心灵倒退到粗俗鄙陋的境地，又有什么能耐去见识其他民族的内在世界？又怎么可能从人性的根本处去学习其他民族的学问？于是，中国即使学习，只重外表，只占便宜，一百年了，也只变成一个移植仿冒的国家。把自己打倒了，别人的也学不成，岂不是「邯郸学步」？既没有学到新步，又失了故步，只好用爬的了。各位，孔子是这样教我们的吗？不是！孟子是这样教我们的吗？不是！甚至老子庄子也没有这样教我们，释迦牟尼佛也没有这样教我们！而中华民族居然出了不肖子孙，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
中国人丧失了立体的思考能力，丧失了君子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的风范。自从五四以后，中国人中了一种毒——很恶毒的心灵之毒，这一种毒就是：「打倒」两个字。现在我们回看一下五四时代的文章，满篇的「打倒、打倒」，所以中华民族就不再是一个安祥的民族了，开始内斗，斗得不亦乐乎。首先用西方文化打倒中国文化，再用现代打倒传统，然后用白话文打倒文言文……这样打倒打倒的结果，让中国人养成一种习惯：凡是跟我见解不同的，我都要打倒，我才能够存在。我曾追究这种恶毒的起因，原来是受了达尔文物种进化论——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影响。是胡适之把它用在民族、文化上，而我们国家民族采用了他的思想，教育一百年来的中国子孙。于是造就了中国这一百年的命运。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胡适对于这种理论尊崇的程度。胡适之的父亲原来是个秀才，胡适出生时，给他取了一个好名字：胡洪騂——洪水的「洪」，洪者，大也，他的音通于红色的「红」；騂就是《论语》里面「犁牛之子，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岂舍诸？」的「騂」。孔子跟仲弓说：你就像一头犁牛——犁牛是一种黑毛的牛。如果生的小牛，竟然毛是红色的，这种红色毛的牛叫「騂」，而且如果这騂的两角又长得很端正，那这只牛是很稀有尊贵的，只有这一种牛才可以用来祭山川、祭天地，山川天地之神都会喜欢牠。意思也就是说：一个有德有才者，一定会被重用！胡适之的父亲是秀才，当然有学问，就把他孩子叫胡洪騂，这个名字有学问吧！
胡适之不知道长大到什么时候，改名为「适」。这一改名，注定了中国百年的命运。整个胡适时代——从胡适出头的民国二三十年代，直到如今，整个中国可以说是「胡适时代」，就是一个「打倒」的时代，打倒来、打倒去，把文化都打倒啦！首先用西方打倒中方，打倒自己民族的自信；第二用现代打倒传统，使中国的传统完全断绝；第三更狠毒，用白话文教育打倒文言文教育，让一个处在语文教育关键期的孩子只能学白话文，使他一辈子都不能读文言文。一个中国人不能读文言文，就等于不能读中国书，不能读中国书，谈何了解继承发扬中国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就被连根拔起了，这才是真的打倒了。「彻底打倒中国文化」是胡适以及同时的名流发起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一时间不能够把中国文化完全消灭，但是，如果由政府的教育政策，暗中让一个孩子、让全民族的子孙永远不能读他祖先的书，久而久之必定把这一个文化彻底消灭！经过将近一百年的国家教育——我们的国民果真都不能读经史子集啦！不能读经史子集就代表你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了解中国人的智慧！现在大部份中国人所了解的中国文化是怎么来的？听人家说的！听谁说的？听五四时代以后的人说的，这还得了吗！要毁灭一个民族，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让他们离开他们的祖先。要离开祖先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不会读祖先的书、不了解祖先的智慧。各位，我们今天推广读经就是为了这件事啊，它的意义深重啊！
当代新儒家的三大志业
中国近百年来的浩劫厄运，其根源就在「打倒」这两个字。政治是这个党打倒那个党，学术界常有相互詈骂之声，各行业中为利恶斗，网路上一片泼妇骂街的髒话，更不用说了。各位，如果你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份子，如果你自愿做一个好国民，你想端正你的心灵，应该从那种变态的心理挣脱出来，不被这一种浮薄的风气所影响。但是，请问哪一个人可以脱离这一种时代风气？你凭什么脱离？假如没有从心性的根源去找、找到生命的源头，怎么清除这种时代的毒素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满怀中华文化的真情，面对时代的忧患，奋力抵挡时代的风气，备受打击而屹立不摇，这个学派叫作「新儒家学派」。
在这个时候还提儒家，笑掉那些「新进」人士的大牙了，大家都不提儒家啦！提儒家就是保守，提儒家就是封建，提儒家就是迂腐！只有新儒家这一门，他敢站立出来，说：我就是儒家。儒家还没有死，儒家从来不死；儒家只是隐藏，儒家不会消亡，这样就活给你看！这叫作新儒家、当代新儒家！当代的新儒家秉承着儒家一贯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凡是有理性处，就是诚心尊重处。哪里有文化，就是埋首学习处。自古中国人发挥了相当高度的理性、印度人发挥了相当高度的理性，而印度的高度成就在佛教，佛教已经被中国所吸收。所以，整个东方文化，都汇聚在中国，所谓儒释道三家。人性是很难完全开发的，一个民族能够开发一点点，已经了不起，何况中国古人把东方的两大文化融会贯通了，还传给附近的民族，形成所谓的「东方文化圈」，其实就是「中国文化圈」，其实也就是「儒家文化圈」。现在我们又遇到了西方文化，本来这是中国人的机会，我们可以秉承古人的方式，将西方文化吸收进来，消化它融会它贯通它。怎么可能吸收消化？因为我们确定西方文化也是根于人性的，假如不根于人性就不值得吸收；既然根于人性，它就根于我们自己中国的人性，我们并不需要打倒自己以后才能吸收西方。所以我发明了另一个观念，叫「全盘化西」。能够这样立志的人，就是儒家之徒，就是当代新儒家之徒。当代新儒家既然有此大理想，则应面对大现实，而有其所愿完成的大事业。
牟宗三先生曾举出当代新儒家有三大志业，可以作为我们考查当代新儒家的标志。有此志业，即是当代新儒家，无此志业，即非当代新儒家：
第一大志业，是所谓「道统的继承」。道统是指刚讲的「儒释道」三家的传统，尤其是以儒家传统为主，兼备两家。三家传统皆根源于天理人性，故谓之「道」，而因为根源于人性，所以可以流传久远，叫作「统」。一个人想要成为儒家之徒，想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首先请你继承这个道统。这个道统并不是任何私人的造作，这些是通于天地宇宙之理的，但现代的中国人能不能体贴继承，就要看每一个人自己努力了！关于道统的体贴和继承，读经是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因为一切智慧都记载在经典中，从经典中我们可以方便地领悟道统之所在。百年来，道统的失落，而且越离越远，这跟读经风气的断丧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认为继承道统的基础工作就是及早恢复读经的风气。
继承道统之外，我们刚刚说的，所谓儒家是永远开发的生命，当代新儒家有当代所要面对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面对西方文化，又开出两大志业：
新儒家的第二大志业，是「学统的开出」。「学」专指知识型的学问而言，从逻辑数学开发出来的物理化学等学问——所谓的自然科学，以及用思辨的方式构造系统的方法，这是西方文化的特长。「学统的开出」，其中「开出」这一辞语，有些奇特。刚才说继承，大家很容易了解，这个「开出」，就不容易了解。牟先生在这里用了佛教「一心开二门」的观念，而说「开出学统」。因为真俗两门，都是一个佛心所开展，类比于此，认为中西文化，也都是同一理性所开展。所以中国人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是顺当的，而吸收西方文化，不是硬着头皮改造自己成个西方人，也不只是照搬移植仿冒式的学习，乃是可以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生根。西方人从逻辑数学表现出文化成就，而中国人也有逻辑数学的本性。既然我们有，我们就可以开出像西方文化一样的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理性没有国界。所以新儒家面对西方，不像五四那批人的心怀恐惧，新儒家知道我们可以有科学，而且中国要达到目前世界科学的水准，学习科学比起西方发明科学是更容易的；因为他们发明了，我们来学就快了。自从民国初年以来，我们全国的教育花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力气来学西方的科学，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力气、学了这么久还有没学成呢？因为我们只学到仿冒，而没有学到真正的科学精神。现实的科学成就是从科学精神来的，科学精神是从人性而来的，所以，如果中国人不从科学精神学起，只学到科学成就，便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国家。按照新儒家的理想，从人性出发，科学就有根，有根的学问就能发展，乃至于能够超越。所以，不遵从、不用新儒家的精神来发扬科学，中华民族只能永远跟着西方后面跑。我们的孩子太辛苦了，大部份的辛苦都来自于学科学！五四时代教我们要全盘西化，最应西化的是科学，是科学教育，为什么不学学西方的科学教育呢？西方人学科学是从游戏开始的，而且对科学课程的心态很健康，一个孩子科学成绩好不好，是没多大关系的，这样培养了国民敢于思考喜好思考的习惯，他们就可以成为科学先进国家！我们把科学教育看得太严重了。科学学得好，父母老师很高兴；学不好，很生气。而我们考核「科学学得好」的标准是什么？考试成绩好！其实大家都知道，考试成绩好并不代表有研究精神。我们的科学教育，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走向正途。
我们的科学教育跟西方不同，西方人是引导学生思考：思考得好，很好；思考还不好，以后再学，这样保护思考兴趣。我们中国人的科学教育不是教学生思考，而是叫学生做题目，而且超前学习，学不会就要被压迫！于是大家都不敢思考了！这样，中国永远不能成为科学国家，因为不通人性！科学只好移植，移植的科学永远没有根！所以新儒家提倡：学统的开出。当然，不只是科学，包括哲学系统，因为西方的哲学也是用逻辑来发明、来建构的，这对于逻辑的训练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学学西方的哲学。西方学问还根源在思辨的能力，在逻辑；逻辑在哪里？在每一个人心里。就好像印度人信佛，佛教所说的佛性在哪里？在每一个众生的心里，开发的可能性是一样的。中国古人学佛学，从信念开始学习，但现在我们学科学学错了，只从表面学起！
但是，学统的开出，不是拿西方的学问来淹没中国学问，就如同中国从儒道两家成为儒释道三家一样，将来中国又开出了西方的学问了，将成为儒释道西四家。讲四家融会，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人性！
新儒家的第三志业就是「政统的完成」。「政统」就是政治的统序、政治的传统。中国的政治传统，最早期的理想是「禅让政治」，称为「公天下」；到了夏朝大禹传子开始，成为「家天下」。到周朝，贵族分封诸侯，就成了典型的「贵族政治」。到了秦朝，废封建，置郡县，中央集权，实施所谓的「君主专制」。汉朝刘邦并没有改回去，不过，朝野还有很多人向往于禅让，王莽就是讲禅让讲出来的，可是王莽这个人不行，失败了。刘秀中兴以后，中国的君主专制才定了型，没有再讲「禅让」了。从此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就专靠打天下，打完天下，天下就他这一家的。本来贵族政体下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是因为商汤周武的革命，后来专制政体下的改朝换代，也说是革命，其实他们不是革命，他们是逐鹿中原。中国历史中，只有商汤和周武可以称为「革命」。「革命」是有特定意义的，「改革天命」。什么叫作「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合乎人民心意，就受天命；不合乎，天命就要断丧，所以变革天命叫革命，变革天命是顺乎天听乎人的「吊民伐罪」，那还是道德的意识，后来的革命都是打天下。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每回打天下，百姓就遭殃。打到最后，西方人出现了民主政治，成为世界共同的价值。
各位，我们现在的政治传统，应该学习民主政治，假如人间还要有政治，民主政治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政治，虽然它不是完美的，但是，人间没有「完美的政治」，只有「比较理想」的政治。中国人将近一百年的社会纷扰，其实就是要学习民主政治。到现在还没学会，所以，我们要求政统的完成，就是要完成民主建国、完成立宪，由宪法授与政权的合理性，由宪法主导法律、制定法规，以保障全民的自由平等，不会再有政治的恐惧，这样中国人才可以安居乐业，人性才得以正常的发挥，整个民族才能安身立命。要不然中国一直在内斗，这样的人生是浪费的，民族也发展迟缓。所以，儒家有悲悯之情，悲悯民生是这样的苦难，一定要提倡民主，这个民主不仅是民主的制度，还要有民主的内容、民主的修养。民主的修养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当君子，要有良心！你内在有良心，外在有制度，这样才能完成真正的民主。像现在的台湾，有民主制度却没有民主的内容。聪明的，有背景的人耍民主，欺骗百姓、愚弄百姓。百姓被欺骗、被愚弄，就是因为你没有民主的质量。这就是新儒家所要完成的，这难道不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事业吗？这不是为往圣继绝学吗？这叫作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新儒家的志业。所以，希望大家都来学新儒家，立志做个新儒家！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