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儒家呢？我们先说什么是儒家。
因为儒家关怀的角度太广泛了，很难骤下定义。我且先用一个人的性格来做比喻：某人有某一方面的性格是突出的，他自己也对他这一方面突出的性格认同，或是时常表现这种性格，我们会说这个人很有个性。反过来，对什么原则也没有、左摇右摆的人，我们会说这是没有个性的人。
没有个性当然不好，大家都欣赏有个性的人。而我们称赏一个人的个性，也往往站在正面的角度，像开朗、勇敢等等。对一个没有原则、随随便便的人，通常也很少有人会去恭维他的个性。
但话说回来，如果一个有个性的人常表现他那一方面的性格，势必就无法表现全部的性格。所以一个有特殊个性的人，相对的他就有所限制。那么，有没有一种性格可以不受个性的限制，而又能把性格的每一方面的价值都恰当地表现出来？该内向的时候内向，该外向的时候外向，亦狂亦狷；面对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个性。你也可说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不过，这种人跟前面所说的那种“没有个性”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说：欣赏一个有个性的人，接着我们要说：我们更欣赏一个什么个性都有的人。因为这种人你指不出他的任何一个特色，但他具备所有特色。
儒家之于诸子百家，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所以，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总把儒家单独提出来讲，是不合理的。他们表示：法家是一家，墨家是一家，道家是一家，儒家也是一个家，大家都是家，为什么不把儒家拉下来一起讲？这种心态是不是可以行得通，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才是所谓的“客观”？我们对各家内容了解多少？我们怎么来看儒家跟诸子百家的关系？这里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再加以考虑一下？
比方说在座大多是中文系，儒家的经典也读了一些，诸子百家也略有所知，你能不能说出：在某个时候，法家可不可以是儒家？墨家可不可以是儒家？反过来说：儒家可不可以是法家？儒家可不可以是道家？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们不能够轻易地宣称儒家是一个具有所有个性、包容一切价值的家数。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儒家的基本理想是这样的。如果你去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传这些儒家的代表经典，便会发现他们的基本愿望是如此一根而发、一脉相承的。这个基本愿望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方便用“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一句话来表示。作为一个儒者，对于天下，没有什么事，是他一定要倾向的，也没有什么事是他必须要拒绝的。那他怎么做人呢？他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则在指导，就是“义之与比”──什么是道义之所在，他就跟道义站在一起。
这是儒家的基本精神，所谓宋明的新儒家也是如此，当代的新儒家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儒者是不能预测的，但又是最可预测的，因为只要你懂道理，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表现。所以孟子才能肯定地说：“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一个儒家的理想人格，可名之为中流砥柱，也即是“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的人格，用现代的话来说，即是能“独立思考”的人格。儒家这种人格向往，似乎只是一个理想，但是儒者相信，“我欲仁，斯仁至矣”，纵使不能当下欲仁仁至，人人都可以“迁善而改过”，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他要求自己一定要修德、讲学。修德、讲学做什么呢？让自己进步啊！什么东西进步呢？当然知识要进步，更重要的是他的心灵要进步。也就是说：他的生命要清明，他的人格要扩充，从当下做起，以至于完全实现其理想。
儒家相信生命是可以清明的，人格是可以扩充的。所以孔子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内向，几近于畏缩，没有豪放的性格，但他觉得某些时候需要表现开朗，他羡慕别人在这个时候表现得很好，那个人在这一方面便是他的“贤者”，见贤就要思齐。孔子又说：“过，则勿惮改”！要是不能立即做到，那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最后，“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儒家一再地强调：不管一个人的资质如何，只要他的心灵是活的，他愿意去感受这个世界的贤与不贤，愿意让是非的判断在他心中涌现出来的话，那么，他必定能够从是而行，从非而改。如此，一个人就能够天天清明他的心性、扩充他的人格。
人格，一方面要广，就是什么格都具备。一方面要深，就是要植根于内在的性情，深化到自己的内心里。这深广的格位，不是义袭而取，而是集义所生出来的，就是从我内心的道义之感所发出来的，随时都是从肺腑所流露。这个内化，其实不是因为随时迁善改过，养成了习惯，好像自然如此，而是因为人的本性原来就是完备的，只要我们将它发挥出来。所以当我们见贤思齐的时候，不是从外面拿一个榜样告诉自己，要学这个，要学那个，而是以这个贤者为模范，引发我们内在原有的向往。换句话说，我们的性格本是完整的，只因受到先天、后天因素的限制，使我们发不出来，借着外面的样子，让我们好像看到一面镜子，才知道，原来它是我内心本来要有的，从而由自己内心引生出来，这就是“内化、深入”的本义。所以所谓儒者，就是追求既广大又深入地长进自己人格的人。“古之学者为己”这本来就是自己生命的事，自己的生命本质就是无所限制的。如此成就的人格，就有所谓的“至大至刚”的浩然气象了。
因此，一个儒者、君子，其生命必然健动不已，乾乾夕惕。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的学问就是这样一个刚健不已的学问。以个人讲是如此，从整个民族来说也是一样。儒家认为人类的心灵，本自涵着对价值的要求，每个民族的文化跟每个人一样，都能表现人性当中某一方面的价值。好像我们看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个性一样，每个民族经历长期的发展，都能发展出人性当中某一方面的价值。反过来说：现存人类的所有文化价值，都是从人性中开发出来的。
然而，由人性所发出来的文化，为什么每个民族会有不同？是不是因为人心的构造不一样？还是因为上帝的安排，赋予某民族有某种权力去发展某种文化？由于没有赋予我们，所以我们发展不出来？儒家不是这样说，儒家认为：每个民族对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文化，有他们的历史机缘，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慢慢的要发展出许多种文化，这“许多种”的“许多”，包含所有文化价值，都要发展出来。不过在每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先发展这一方面，有的先发展那一方面。当两个文化不同的民族相遇，假设彼此的文化是顺从人性发展出来的，他们也必定能够欣赏。就像人可以见贤思齐一样。这个欣赏，一方面当作学习的对象，一方面当作反省的对象。站在我们民族自己的立场说：我们有我们的优点，我们也可提供让其他民族学习的地方。同理，每个民族都可展现出或多或少、或左或右的文化价值。凡是有价值的，我们就承认他、尊重他，假如是我们没有的，就学习他。每个民族如果都能抱持这样的心态，就不会有哪个民族要把哪个民族消灭的事了。这是儒家对于各个民族文化价值的态度。所以，在自己民族里面，我们讲求“选贤与能”，而在各族之间，我们则讲求“讲信修睦”。
明此，我们可说：儒家并不限于孔孟或孔孟之徒，在人类生存的每个角落，凡是能够承认人类所有价值而加以尊重、学习的，这种学派就叫作儒家。如果有一个学派，认为别人都是低级的，只有他才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这不是儒家。假如有一个宗教，他认为别人的宗教都是中魔的，都是应该消灭，应该被我同化的，那也不是儒家。不论古今中外，如果有一个学派或宗教出来宣布：所有的学派或宗教都有他的价值，我们都应该加以承认。要是他的价值比较低，我也希望他能向价值高的方向再学习。先给予他价值的承认，再互相勉励于更高的境界。那么，这便可算是儒家，至少他跟儒家的方向是一样的，他可以走向儒家。所以，儒家是承认一切价值的，也可说是最开放的，最有同情性的，这是因为儒家富有无穷理想的缘故。
一个具有广大心灵的儒者，也不是好好先生，他是一个最有原则的人。我们说孔子是圣人。什么叫作圣人？就是能见到真理的人。他知道什么是人性，什么是非人性。孔子是不是圣人？有没有见到真理？可暂时不论，至少，我们应该相信我们自己也有研究真理的权利，我们也能懂得真理。再说孟子时常指正别人，不是因为你跟他不一样，而是因为你不合道义。孟子好辩，你要看他说的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当然可以反驳。孟子最欣赏曾子的勇，他的理由是：什么是道义所在，曾子就做什么事。他错了，即使在匹夫面前也肯认错。他对，即使千万人挡在前面他也勇往直前。观孟子所欣赏的人物是如此的人物，可知孟子也当是这种性格的人。像这种性格的人，大概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去批评别人。但为什么孟子还会批评那么多人呢？像墨子、杨朱、许行，这些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单一性格，当然也有他们的价值，偶尔用他们的精神调适一下，或许并无所谓。可是，一旦他们出来大声疾呼，要全天下的人都跟他们一样，那会有什么结果？孟子是关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单一性格不好，而是要鼓励他们，劝他们再扩大，应该懂得更多的道理。我们了解儒家泛爱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怎么会不赞成墨家的“兼爱”呢？但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从近的开始做起。近的做到了，渐次及远的，如果一下就远近一律看的话，那必定对近的有所委屈，委屈而不顾，正是“大不爱”，是“爱”的自我否定。这是儒家跟墨家的不同。况且孟子批评杨、墨等人是针对他们的思想在社会上流行，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不可不辩而破之。如果只是他们几个人自己做自己的，孟子倒不一定骂得那么重，说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也许遇到有机缘的时候劝劝他，但是他有要出来普遍化的倾向，叫天下人人都去效法他，孟子就要辩。
比如说：我常常不满于胡适。胡适十九岁的时候，已经把左传看了两次，现在一个中文系博士班毕业的学生，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左传的，要能把左传看过一遍，我都会佩服他，从这里看胡适也有一点学问、才情，他很能交朋友，也很照顾年青人，长的满漂亮，讲话也很风趣，等等。什么都很好，而且他也很爱国。那我批评他什么呢？因为他拿他自己的知识，他自己那一套，广为推行，叫年青人都这样做。我就不免要问：这一套足够来指导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几百年的文化方向吗？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传统没落了，我们一定要全盘西化，非全盘西化，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要把中国传统先打倒！这是他的心态，他的想法。这个想法有某些是真理，他要把“德先生”、“赛先生”──民主和科学迎接到中国来，这种见解是对的。但是我请问：迎接“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先把我们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都赶走，他们才会愿意来？还是我们在欢迎客人的时候，只要把家里打扫干净，请他们来加入我们的阵营，让我们家庭的份子更和气、更温馨、更健全。你们认为怎么样合理？胡适他认为：我们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妨碍他们这两个的，他们这两个最重要。我们家的父母、兄弟、姐妹会不会妨碍这两个人呢？还有待讨论。但是当时就没有人能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有人跟他讨论他也不听。他认为不可能，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一定不欢迎，跟这两个人一定起冲突，假如你留着父母、兄弟、姐妹，这两人就来不了了。
真正的儒家不这样想。儒家认为：人性是活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假若有一些差错，必将自我调整、改正、扩充，何至于闭门自是？尤其是儒家这种性格，“德先生”、“赛先生”如果能帮助我们家道复兴，为什么不欢迎他们呢？你怎么知道儒者不欢迎他们呢？你胡适对儒家了解多少啊？胡适应该责备，就在这个地方。
当然，共产党更令人痛心！为什么说只有马恩列史才能救中国呢？为什么要文化大革命呢？他不只是要父母兄弟姐妹走避而已，他更要把父母兄弟姐妹抓来杀头，他才甘心！这是什么中国人？中国人到底在哪里呢？什么是中国呢？这不是现在的年青人应该好好思考的大问题吗？拿我们中文系来说：我们在中文系读些什呢？什是中国的东西呢？我们到底要听谁的呢？现在的情况，好像我们不需要儒家、道家、佛家也可以嘛！我们只要科学跟民主就够啦！现在大部分人的想法都还是这样子，当然没有问题，你仍然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可以认识到：儒家那个理想我们把他放弃了可不可惜？中国的文化我们把他消灭了可不可惜？也许你认为无所谓，这是你个人的文化观，没有关系。但当你深刻了解到他的价值非常高，他涵有无限的光明在那里，他并不会跟外界的文化产生冲突、抵抗，反能够跟外界的文化融合，并能使外界的文化更上一层，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岂不是正可以替当今世界创造出一种更高明的文化，提供给世界吗？为什么要平白消灭中国文化呢？别的民族不来消灭你，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去消灭自己呢？这是令新儒家感到哀痛的地方。
当代新儒家就是要讲儒家原来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许多不合人性的东西，但是儒家的理想是纯正的，这应该受到肯定。所以要把社会的现象跟儒家的理想分开来看，不要把社会的现象都归罪于儒家。一旦归罪，就把儒家原来的理想也抹灭了。这样是不公平的！
当代的儒家是这样子的，每个时代的儒家都是这样子的。如前所说，儒家是并不以保有他自己的所有为满足的。因为他没有自己可以保有，他只承认一切价值。任何时代有任何新的价值出现，他都要学习，都要扩充自己。也许有时候扩充的没有那么完备。我们以宋明时期的儒家来说：他们有没有把原来儒家的理想全部都表现完尽呢？当然不可能。但当我们要研究宋明儒家、宋明理学的时候，不能以我们现在的眼光去责备他们。为什么这方面你们都没有？因此，你没有价值。这种心态就太肤浅了。我们要看他们在哪一方面尽了努力，而加以肯定；哪一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而表示惋惜！到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跟他们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此时此刻我们应当有新的精神来面对新的问题。当代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吸收西方文化。就是民主和科学。我们也许都已忘记，在明朝末年以前，中国在许多地方都超过西方。西洋人依照逻辑跟数学的原理，充分的把他们的学问系统化、数量化、符号化，开出近世的科学文明，这是中国以往所没有做到的。这是历史发展的机缘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怪罪前人为什么没能发展出一个科学系统，这在西方也是近二、三百年来才出现的。
到了民国初年，为什么承认自己不如人会觉得低人一等呢？因为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一无所有。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就是这种心态。如果晓得原本自己家里有很多宝藏，同时想再多拥有别人那一种，我们不是可以很大方的来要求进步吗？为什么要很卑屈的样子？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下贱就在这里！其实，对于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尽可大方地承认：“我没有”。然而，我们可以学呀！所以我说中文系的同学可以也应该了解一些新的学问。比如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等。培养自己开阔的心灵。这是我们走向儒者的第一步。一个文化心灵在历史的进程中，如果没有挫折，可能进步也不会快，但遇到挫折要是撑不过去，那么也很可能被消灭。不过，我们以为：人心是活的，而且是无限的，遇到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冲破的。儒家是有这种精神的。可是没有想到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遇到挫折先自己认为：我的文化死掉了，我的文化完蛋了、冲不破了，我应该低头认罪投降！没有想到炎黄的子孙，竟是这么的不肖！
中国的古人就不是这样子处理问题的。中国历史中文化时有自我的长进，而且可以和其他的文化相对比、相应答、相观摩、相学习，最后还可以消化融合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经过历史的验证的，而其所以能如此，实是因为它有个源头活水──“仁”之体认。中国文化的初期以周公、孔子为中心，周公制礼作乐，孔子点明礼乐原来的人性根据──“仁”。孔子认为如果心中有“仁”，礼乐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什么可知呢？意即所有的礼乐离不开“仁”，这是我可知的，至于礼乐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可知，礼乐不是僵化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因革损益。所以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假设将来我们面对新的情况要制作新的礼乐，那该怎么办呢？是沿用古代旧有的，或就空在那里？当然不是，那要以什么为创作的原则根据呢？仍是一个“仁”嘛！所以，孔子随时在想周公他制礼作乐居然有一个很深沉的人性根据在里面。孔子于是用这个“仁”字来表出，同时认为所有人类的典章制度都应该从仁心发出来，这样才活泼、可大可久。即使经过了若干代，依照仁心仍可以很容易的去改进他。这时礼乐就是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因为礼乐的依据是仁心，而不是外在的形式。
从这里看，儒家正是随时在改进扩充的，因为他以仁心为标准，不是以制度为标准，所以不怕所谓“僵化”，也没有什么“打倒”。而中国文化亦正以这个随时活泼而调适的心灵为指导原则。“觉”与“健”是仁的两个特性。“觉”是觉醒，内在有感的意思，“健”是健行不已、向外通出来的意思。意即：健行心中之所觉。既能觉而又行之以健，就是一个“仁”者。孔子立志学为仁者，那么你我可不可以也做成一个仁者呢？也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觉醒”之可能呢？讲儒家就要讲这个。很多人常常这样问，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疑问，我们可以跟自己辩论看看。生命应自我去发现，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相信，因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孟子后来就归纳出了一种很踏实、很实在的回答方式，他说：“四端之心，人皆有之。”四端之心就是“仁”的具体内容。“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意即：线的一头。由心中所发出的这四种端倪让我们觉证到“仁”的具体内容，这即是我们常说的“良知”，也就是所谓的“本心”。
那为什么荀子又说：人性本恶呢？因为荀子是从人的实然处看人，而孟子则是从人的应然处看人。荀子从现实的人、在社会中活动的生命来说人性。而孟子则由当你倾向于恶的时候，你自己会认为羞耻。他认为这能够超越、凌驾你的为恶之心。孟子认为这才是人的本性。明此可知荀子和孟子只是观点不同，两人并没有冲突。至于你要怎么来承认本性，就要有自己的证验了。
有人说：我常常有起恶的念头，所以人性本恶。另有一人说：当我起恶念的时候，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警告让我知道，所以善是本性。对不对？两个都对。我们不能说人没有起恶的念头，我们也没有说这个社会上没有恶人行恶。因此荀子说的是对的，讲的话是真理，因为很多人性是恶，你也有，我也有，对不对？所以你怎能反对荀子呢？但在孟子，他要更深一点看什么是人性。当你有恶念的时候，你良知会起来控制它，至少是希望控制它，控不控制得住？是意志力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至少你知道自己在为恶了，这个为恶是不应该的。从这里看：你有羞恶之心，对不对？也有是非之心，对不对？辞让恭敬之心、怵惕恻隐之心，都实实在在的可以感觉得到，怎么会没有呢？虽然有时候人也可以表现得很无情，但是内心实在很难过，不是吗？所以，人有他现实的一面，也有他理想的一面，只要自己反省就可以知道。
身为一个儒者，或者简单地说，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站在一个客观研究者的立场，我们必须知道：孟子、荀子各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他们为什么都对，不是说他们都对就完了。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对，然后接着要做一个判断，哪一种才更接近真正的人性。亦即是：要去判断他们的思想是并列平行的关系呢？还是上下涵蕴的关系？也就是说，要去想：如果依孟子而行，到最后能不能承认荀子，而且使荀子的理想尽情地表现？另一方面，如果依荀子而行，到最后能不能也承认孟子，而且把孟子的精彩表现出来？如此反覆推敲，方可得出明确的论点。当你有一个确定的论点时，你才有话可说。目前社会弥漫的都是泛泛之言，你说的话或许没人听，但是我们说话不光是要让人家听的。说话也要让自己听。自己告诉自己，你认为这样是真理，那就对了，别人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将来若是有人跟你讨论，马上你可以有所回应。但若你的理由错了，你也会比较明白自己之所以错的基本关键，而能比较敏锐地去修正自己。这才是最开放的心灵，一个学子就要养成这种心灵，要不然就走不上学问之路。随时思考问题，自我辩论，且要非常清楚而明白对方的说法是站在什么观点？有没有限制？是不是真理？能不能代表一切？有的真理可代表一切，有的真理只可代表某部分，有的根本不是真理。这些都需要我们一一考虑。孟子与荀子为什么不同？中国到底有没有科学？自己都应该有一个说法，而且要经得起考验。不是人家讲一套，你讲一套；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凡是同一个论题，有不同的论点，一定有一真一假，或是两者皆假，不会两个都是真的。唯有在不同的层次上才可能两者同真。比如说：那棵树比我高，又比我矮。这两句话互相矛盾，一定有一真一假，怎么会同时比我高又比我矮呢？但若我们这样说：它去年比我矮，而今年比我高。因为它长高了，就可以解除矛盾，而承认两者同真。所以两者同真的不同论题，一定有层级的分别。考虑问题，自己要有一个说法，当你这个说法经不起考验的时候，不可以死鸭子嘴硬，要马上改。这种心态即是“仁”，这样便能扩充你的生命。
刚刚讲到孔子，讲到仁心是博成整个中国文化特色的基础，由此基础所表现的文化特色，其实就是没有固定的文化特色，意即一直要把“人性”之全幅价值发挥出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演进历程，可以说即是人性开发的历程，因此有起有伏、有开有合，而随时在调适自己、充实自己。从孔子以后到诸子百家，百花齐放，是一个破裂之局，文化的大开之局。各说各的、多采多姿，这并不是坏处，但如果只有这样，那人们将何去何从呢？所以，到了汉朝出现一个文化大合之局，就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好不好？另外说。但这是代表文化向本位的回归的意愿是很强的。到了魏晋以后，魏晋人讲道家，冲破了独尊儒术。隋唐研究佛学，又把中国文化荡得更开了，因为佛教是外来的文化，经过隋唐知识分子把佛学确实地吸引进来，并使它变成中国自己的文化之一。这其中当然经过很多的努力，而努力用心最大的就是：把外来文化的重要著作，都翻译成自己的语言。这是一非常重要的工作，假设叫每一个中国的佛教徒都去读印度文，中国会有几个高僧出现呢？中国的高僧都是读自己的中国书，他们通过翻译的书，再深入佛理研究，加上很多人出家当和尚，真正的去实行佛的道理，后来渐渐发现：印度所得来的经典，还有很多潜德幽光没有发挥出来。他们于是把佛经里面的道理再加以阐释，并认为自己所发挥出来的是释迦牟尼原有的心意。他们并不是要超越释迦牟尼，也不是要反对佛家、修改佛家，而是认为印度所传来的经典中有许多深刻的道理涵藏在其中，他们只是把这些潜藏的真理都发挥出来，此谓之消化，此谓之充实，这是可供给当今的中国人效法的。
到了宋明理学家，又把中国原来的传统再加以整合，提升到足以跟道家、佛家相辩论的程度。因为他们认为儒家也有你们那一方面的道理。说是学习也好，受到刺激也好，但绝不可像一般人那样说宋明理学家是阳儒阴释，用佛家的道理改造儒家的道理。这样讲是错误的。因为儒家本身也可以有那种境界，儒家本当该有这种发展，人性本当该有这种发展。他们是弥缝了儒家，使儒家的传统更坚实。这是又一次的合。
明末清初以来，西洋文化东传，于是又出现了文化大开的局面。这个“开”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很大，我们现在顺这个开展之势，该怎么去整合呢？现在的合不是吸收佛教，而是西方文化。中国古人已经做了一次良好的示范，对于外来非常高明的文化，他们经过六百年的努力，做了一个完整的消化吸收。现在面对西方文化，我们要经过多久才能把他们吸收消化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去努力，也许几十年，或者几百年。要是我们没有信心以中国文化同外来文化相互摩荡、学习，相滋相益，则可能永远无法消化西学！或只好改造自己的心灵成为西方民族，会不会这样呢？这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抉择，是不是愿意做中国人，将中国的学问扩大。还是消灭中国的心灵，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西洋人。
对于已经上了大学的学生，学校中讲文化的教授都应从一年级开始点醒他们心中这个问题。要如何抉择自己做什么人？中国人或西洋人？保有中国的心灵或改变成西方的心灵？要是没有人提醒，身为一个大学生也应该自己觉醒。如果当你自己发现中国文化果然不及西方，果然是负面的价值，这时依照你的“仁心”，你应该把中国文化完全淘汰掉，甚至比胡适更彻底。所以中国文化有没有价值？价值在哪里？要自己去发现，别人告诉你的不算，要自己去体会才能真知，这样就是自觉。自己觉悟了就有话讲，理直气壮，说服了自己，也能说服别人。社会风气、学术风气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是社会风气的主任，如果不能起来大声疾呼，至少也不要被牵着鼻子走！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应有的器识，要自觉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个责任不尽，你说你是中国人，在为中国文化做事，都是假的。好好地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新儒家的分位和他的希望──他的分位就是“廓然大公，以仁存心”，他的希望就是“黄河九曲，终入于海”。
──《鹅湖月刊》第17卷第4期